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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度洋深渊的无声叩问（d）（第3页）

一部分科学家认为，应该立即投放“鲸龙”或AUV抵近观测，甚至考虑在安全距离外，尝试注入缓释化学抑制剂或进行抵消性声学干预，以平复异常活动。他们认为，作为发现者和研究者，在系统可能因外部干扰（即使是间接的）而面临风险时，有责任尝试“干预治疗”。

另一部分，包括沈跃飞和几位更谨慎的生态学家、地学伦理专家，则强烈反对。“我们对这个系统的了解还停留在皮毛。任何主动干预，哪怕是出于好意，都可能产生无法预料的连锁反应，甚至加剧不稳定。目前异常仍在局部，我们首要任务是严密监控，收集这‘危机’状态下的宝贵数据，理解其响应极限和恢复潜力。同时，应通过正式外交和ISA渠道，向可能造成干扰的船只所属国及其幕后机构提出严正交涉，这才是根本。”

“可等那些官僚程序走完，下面可能已经完了！”主张干预的年轻地质学家急道。

“正因如此，我们才更不能冒险用我们一知半解的手段去‘治疗’一个我们不完全理解的系统！”沈跃飞的声音不高，但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错误的‘治疗’比疾病本身更危险。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当好记录者和守护者，用一切被动手段监测，同时施加所有可能的外部政治与舆论压力，迫使可能的干扰源远离。‘鲸龙’做好应急准备，但除非出现可能危及船队安全或证据确凿显示系统即将崩溃的迹象，否则不进行直接介入。”

他的决定冷静而艰难，带着对自然复杂性的深刻敬畏，也承受着可能坐视生态系统受损的良心压力。命令下达，主张干预的队员虽有不甘，但仍严格执行。

船队进入最高警戒。科研重心暂时从主动探索，转向对G-7异常事件的24小时不间断严密监控和数据抢救性收集。同时，一份措辞严谨但态度坚决的声明与数据摘要，通过加密信道发往国内相关部委、ISA秘书处及主要海洋研究国家，指出在公海敏感科研区域存在不明船只可能干扰脆弱深海生态过程的严重事态，要求国际社会关注并调查。

时间在焦灼中一分一秒过去。那个“海洋勘探者”号似乎感知到了压力，其主动声呐信号在几小时后变得零星，最终停止，并开始缓缓向远离G-7的方向移动。但其带来的影响，或许已经造成。

G-7的异常活动，在达到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高峰后，并未立即平息，而是进入了一种高位波动的平台期，仿佛那个“生物地球化学心脏”在经历一次强烈的“心悸”。

直到异常开始后的第十八个小时，数据曲线才开始出现缓慢但明确的衰减趋势。震颤强度降低，流体渗出化学信号回落。又过了十二个小时，大部分参数才逐渐恢复到接近异常前的背景水平，但一些细微的指标显示，系统可能并未完全回到原来的状态，似乎经历了一次“重置”或进入了某种新的“亚稳态”。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但心情无比沉重。他们目睹了一个独特深海生态系统可能因外界干扰而经历的“应激危机”，也见证了在国际法理与科研伦理边缘的灰色博弈。

“‘海洋勘探者’号已驶出我监控范围。”林振海报告。

沈跃飞望着屏幕上逐渐平复的数据曲线，以及远处海天一色的空旷，缓缓道：“危机暂时过去了。但我们和G-7的故事，以及我们与那些只看见资源、看不见生态平衡的势力之间的故事，恐怕才刚刚开始。”

他转向他的团队，目光扫过每一张疲惫而坚毅的脸：“整理此次异常事件的完整数据链和分析报告。这不仅是宝贵的科学数据，也是未来保护类似脆弱深海生态系统的重要证据。同时，起草一份详细的提案，建议ISA考虑在类似G-7这样的已确认具有独特生态价值、且对干扰敏感的‘深海奇点’区域，设立‘预防性科研保护区’，严格限制非科研目的的主动探测和资源勘查活动。”

“我们要把这次教训，变成未来深海保护的基石。”

窗外，中印度洋的落日，将天空和海面渲染得一片血红，仿佛预示着前路并非坦途。但“鲲鹏”及其所代表的探索与守护之志，已在深渊的边缘，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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